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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卷

gecimao 发表于 2019-05-13 02:12 | 查看: | 回复:

  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哲学是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发展,而在更广的意义上说来,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人的意识对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刺激,或者对某一类存在形式发生了问题,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想象为简单的成分,由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志。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的和可以接触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所不知道和没有接触到的世界也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成为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样,在我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应当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的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

  因此,他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但是,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因为杜林先生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的形式(我们将要看到,后者是更加错误的)。逻辑模式只能涉及思维形式;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而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象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全书》[35]以及它的全部热昏的胡话同杜林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林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其次,他们两人各自把这些模式或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学;而最后,把它们应用于人类,就是黑格尔叫做精神哲学的东西。这样,杜林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回到了黑格尔的《全书》,它如此忠实地抄袭《全书》,竟使黑格尔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36]感激涕零。

  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那末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末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37]

  但是,杜林先生不能让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

  真的,“如果想给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以‘人间的’称呼,借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它们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末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

  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成为“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说,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行动,即把普通话中叫做上帝的东西,暗中赋予自然界。

  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还有另一种动机,即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杜林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

  其次,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末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确切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所有联系——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和历史的——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末,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这一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进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可是杜林先生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思维方式是排除主观上受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先生是无所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体之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的任务,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

  杜林先生认为,和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样,全部纯数学也可以先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我们提示的经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

  在纯数学中,悟性所处理的是“它自己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是“对数学来说已经足够并且可以由数学本身创造的对象”,所以数学具有“脱离特殊经验和现实的世界内容而独立的意义”。

  纯数学具有脱离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而独立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这也适用于一切科学的一切已经确立的事实,甚至适用于所有的事实。磁有两极,水是由氢和氧化合成的,黑格尔死了,而杜林先生还活着,所有这些都是脱离我的或其他人的经验,甚至脱离杜林先生沉睡时的经验而独立的。但是在纯数学中悟性绝不能只处理自己的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曾用来学习计数,从而用来作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总不是悟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但是,为了能够从纯粹的状态中研究这些形式和关系,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这样,我们就得到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厚度和宽度的线、a和b与χ和y,即常数和变数;只是在最后才得到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即虚数。甚至数学上各种数量的明显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它们的合理的相互关系。矩形绕自己的一边旋转而得到圆柱形,在产生这样的观念以前,一定先研究了一定数量的现实的矩形和圆柱形,即使它们在形式上是很不完全的。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但是,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杜林先生以为,他可以不加入任何经验的成分,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再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然后以至尊无上的姿态把自己的这一宪法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可惜,自然界根本不是由1850年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人[38]组成的,而人类世界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才是由他们组成的。

  数学公理是数学不得不从逻辑那里借用的极其贫乏的思想内容的表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

  1.整体大于部分。这个命题纯粹是同义反复,因为从数量上来看的部分这一观念,一开始就确定地和整体这个观念有关,就是说,“部分”直接表示数量上的“整体”是由几个数量上的“部分”组成的。这个所谓的公理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但我们没有因此前进一步。这一同义反复,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这样来证明:整体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东西;部分是集合好几个才构成整体的东西;因此部分小于整体——在这里重复的空洞更强烈地显示了内容的空洞。

  2.如果两个数量各等于第三个数量,那末它们也彼此相等。正象黑格尔所已经证明过的,这个命题是逻辑可以担保其正确性的那种结论[39],因此它已经得到证明了,虽然是在纯数学之外得到证明的。其他关于相等和不相等的公理只是这个结论的合乎逻辑的扩展。

  不论在数学或在其他方面,这样贫乏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汲取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思想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线是由点在空间中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甚至语言也反对这种看法。一个具有三度的数学图形叫做体,corpus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绝不是从悟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但是,所有这些冗长的论述有什么用呢?杜林先生在第42和43页[40]上热烈地歌颂纯数学对经验世界的独立性、它的先验性以及它用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所作的运算,以后他又在第63页上说道:

  “人们特别容易忽视,这些数学的因素〈数、数量、时间、空间和几何运动〉只在形式上是观念的……所以绝对的数量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类,都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但是,“数学的模式能够作脱离经验的、但仍然是充分的陈述”,

  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可以适用于任何的抽象,但是绝不能证明后者不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在世界模式论中,纯数学产生于纯思维,而在自然哲学中,纯数学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是来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脱离外部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由于它的自满自足,它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并列或在它上面。如果给它加上第二个存在,那就使它成为不是它本来那样的东西,即成为一个更广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或组成部分。由于我们把自己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所以任何必须进入这个思想统一体的东西都不能保持某种两重性。但是任何东西也不能避开这个思想统一体……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正是通过这种综合的统一点,产生了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而宇宙,就象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它里面万物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任何问题都应当以简单的基本形式,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原则一样。”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义反复,即在宾词中简单地重复主词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也算是公理的话,那末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最纯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词中告诉我们,存在包罗万象,而他在宾词中则大胆地断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这一存在之外的。多么了不起的“创造体系的思想”!

  真是“创造体系的”。我们还读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为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

  “只要精神一学会从存在的单一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没有任何地位了”。

  这是一个使奥斯特尔利茨和耶拿、凯尼格列茨和色当[41]黯然失色的战役。在我们动员了第一个公理以后,还不到一页,只用了三言两语,我们就已经把整个彼岸性,即上帝、天使军、天堂、地狱和涤罪所连同灵魂不死都废弃了,排除了,消灭了。

  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去包围存在,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最后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因此,存在的统一性,关于把存在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根据,正是需要加以证明的;当杜林先生向我们保证,他认为存在是统一的而不是什么两重性的东西的时候,他无非是向我们说说他个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罢了。

  如果我们要原原本本地叙述他的思想过程,那末它就是这样:“我从存在开始。因此我思考着存在。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但是思维和存在必须互相协调,互相适应,‘互相重合’。因此,在现实中存在也是统一的。因此,任何‘彼岸性’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杜林先生这样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而不用上述那些极端玄妙的话来款待我们,那末他的意识形态就清楚地表露出来了。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

  即使杜林先生的全部论证都是对的,他也没有从唯灵论者那里赢得一寸阵地。唯灵论者简短地回答他说:“我们也认为世界是单一的;只有从我们的特殊世俗的、原罪的观点看来,才有此岸和彼岸之分;全部存在就其本身说来,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是统一的。”他们将陪着杜林先生到他所喜爱的其他天体上去,指给他看一个或几个天体,说那里没有原罪,所以那里也没有此岸和彼岸的对立,而且世界的统一性就是信仰的要求。

  最可笑的是,杜林先生为了用存在的概念去证明上帝不存在,却运用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法。这种论证法说:“当我们思考着上帝时,我们是把他作为一切完美性的总和来思考的。但是,归入一切完美性的总和的,首先是存在,因为没有存在的东西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存在算在上帝的完美性之内。因此上帝一定存在。”——杜林先生正是这样论证的:“当我们思考着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来思考的。一个概念所包含的东西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存在不是统一的,那末它就不能和它本身的概念相适应。所以它一定是统一的。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此等等。”

  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它们被包含在这种存在的统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别的统一性中;一般地断言它们都是存在的,这不仅不能赋予它们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暂时排除了对所有这些特性的考虑。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至于这些差别是否在于一些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无生命的,一些是什么此岸的,另一些是什么彼岸的,那我们就不能根据一切事物一律被说成是单纯的存在这一点来决定。

  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

  “不是那种纯粹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和自身等同的、应当没有任何特殊规定性的而且实际上仅仅是思想虚无或没有思想的对偶语”。

  但是我们立刻就看到,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偶语,所以是真正的虚无。只是从这样的存在-虚无,才发展出现在的分化了的、变化多端的、表现为一种发展、一种变易的世界状态;我们只有在懂得了这一点以后,才能够即使在这种永恒的变化下,

  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了较高阶段的存在的概念,在这里,它所包含的既有不变,又有变,既有存在,又有变易。达到这点以后,我们就发现:

  “属和种,一般地说——一般和特殊,是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状态”。

  “和属相对立的,是量的概念,这个量是同种的,其中再没有种的区别”;这就是说,我们从质转到量,而量总是“可测度的”。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一般的有效模式的透彻分析”以及它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同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粗制品、混乱的东西和热昏的胡话比较一下。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是从存在开始的——正象杜林先生一样;这种存在表现为一种虚无——也和杜林先生一样;从这种“存在-虚无”过渡到变易,变易的结果就是现有的存在,即存在的比较高、比较充实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现有的存在导致质,质导致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为了不遗漏任何要点,杜林先生利用另外一个机会对我们说道:

  “人们不管一切量的渐进性,而只是通过质的飞跃从无感觉的领域进入感觉的领域,关于这种飞跃,我们……可以断言,它和同一特性的单纯的渐进有无限的差别。”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

  我们的研究也力图穷根究底,并且发现杜林的根本性的基本模式的根子原来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热昏的胡话”,即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存在论[42]的范畴,照搬严格的老黑格尔的“序列”,而且几乎没有作任何努力来掩盖这种抄袭!

  但是杜林先生并没有因为从被他百般辱骂的先驱者那里剽窃了完整的关于存在的模式论而感到满足,他自己在举出了上述从量到质的飞跃式转变的例子以后,竟若无其事地谈起了马克思:

  “例如,〈马克思〉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这显得多么滑稽!”

  混乱的模糊观念!究竟是谁在这里转变了,究竟是谁在这里显得滑稽,杜林先生?

  这样,所有这些漂亮的小玩艺,不仅不是合乎规范地“按公理决定”的,而且是干脆从外面,即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搬来的。此外,在整整一章内甚至没有显露出丝毫的内在联系,因为没有把这种内在联系也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结果,一切都成为关于空间和时间、不变和变的毫无内容的玄想。

  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进到辩证法。在这里他研究反思的规定,它们的内在的对立和矛盾,例如正和负,然后就进到因果性或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并以必然性做结束。杜林先生也没有什么不同。黑格尔叫做本质论的东西,杜林先生把它译成“存在的逻辑特性”。但是这种特性首先在于“力的对抗”,在于对立。至于矛盾,杜林先生是根本否认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回头来谈。然后,他就转到因果性,从这里再转到必然性。所以,如果杜林先生这样来谈自己:

  那末显然他是说:他是在笼子里谈哲学,就是说,是在黑格尔的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

  现在我们来谈自然哲学。在这里杜林先生又有一切理由对自己的先驱者表示不满。

  自然哲学“堕落到这种地步,它竟变成了混乱的、以无知为基础的伪诗词”,而且是“一个叫做谢林的人和诸如此类以绝对物的祭司自炫并迷惑公众的伙伴们的卖淫式的哲学清谈”。疲倦把我们从这些“怪物”那里拯救出来,可是直到现在,它只给“动摇”让出了位置;“至于谈到广大的公众,大家知道,在他们看来,比较大的江湖骗子的退隐,往往只是给比较小的、但是比较世故的后继者提供一个机会,去用别的招牌重新端出前人的货色”。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不到“在囊括世界的观念的王国中游览的乐趣”,所以在理论领域中犯了纯粹“轻率的急躁病”。

  为了正确估价以下关于世界在时间上发展而在空间上受限制的启示,我们不得不重新回来研究“世界模式论”的几个地方。

  又和黑格尔一样(《全书》第93节),存在被赋予无限性——黑格尔称之为恶无限性[43],然后对这种无限性进行研究。

  “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最明显形式,是数在数列中的无限积累……正如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数后面加上另一个个位数而永远不会使进一步计算的可能性穷尽一样,存在的每一个状态也可以同另一个状态连接在一起,而无限性则在于这些状态的层出不穷。因此,这种被确切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也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虽然对我们的思维来说,设想这些状态向着相反的方向积累,也是无关重要的,可是这种向后倒退的无限性,正好只是轻率的想象。既然这种无限性真的要朝反过来的方向走,那末它在它的每一个状态中,都得有一个无限数列留在自己后面。但是这样就会出现可以计算的无限数列这种不可允许的矛盾,所以假定无限性还有第二个方向,显然是荒唐的。”

  从这种无限性观念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世界上的因果链条应当在某个时候有个开端:

  “已经彼此连接起来的原因的无限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假定不可计算的数是可以计算的。”

  “定数律:任何由独立物组成的现实的属的相同物的积累,只有作为一定的数的构成,才是可以思议的”。不仅天体的现有数目在每一瞬间必然是本来就确定的,而且一切存在于世界上的、物质的最小独立部分的总数,也必然是这样。后一种必然性是说明为什么任何化合物没有原子都是不可思议的真正理由。一切现实的划分总是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有限的规定性,不然就会出现不可计算的数被计算出来的矛盾。根据同样的理由,不仅在此以前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次数必然是确定的——即使还说不出来,而且一切周期性的自然过程都必然有某个开端,而一切不同的构成,自然界一切前后相继的多样化现象,都必然渊源于某种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从来就没有矛盾地存在着,可是,如果时间本身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的,而不是仅仅由我们的悟性借助观念上对种种可能性的安排来任意划分的,那末上述观念就被排除了。至于现实的自身有区别的时间内容,那情形就不一样了;时间真正被具有不同特点的事实所充满这一点以及这一领域内的存在形式,由于自身的差别性,恰恰是可以计算的。如果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什么变化,并且由于它的自身等同性而全然没有任何相继的差别,那末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就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空洞的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他因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自鸣得意。起初,他希望这些发现“至少不被当做微不足道的真理”;可是后来我们看到: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端简单的表现方式……由于现代的尖锐化和深化而如此简单地形成的普遍的时空观念的因素。”

  我们促使!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我们是谁,我们的现代是什么时候?谁使之深化和尖锐化?

  “论题: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界限的。——证明:假定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那末永恒就终止于任何一个确定的瞬间,因而一个彼此相继的事物状态的无限序列在世界上流逝了。但是,序列的无限性正好在于它永远不能由连续的综合来完成。因此,无限的、已经流逝的世界序列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的开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一点。——关于第二点,我们再假定相反的情形:世界是一个由同时存在的事物所构成的无限的确定的整体。对于不在任何直觉的某种界限内提供的量的大小,我们只有通过各个部分的综合才可以设想,而对于这种量的总和,我们只有通过完成的综合或通过单位自身的重复相加才可以设想。由此可见,为了把充满一切空间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必须把无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连续综合看做已经完成的东西,就是说,在逐一计数所有同时存在的事物时,无限的时间必须被看做已经终止了的,但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现实事物的无限聚集不能被看做一个确定的整体,因而也不能被看做同时提供的东西。所以,世界就其在空间的广延来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界限的。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二点。”

  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很著名的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在1781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德著。这些命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二编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读到。[44]看来,杜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按上了一个名称——“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时间。至于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还有些意思的一切,那就是“我们”——伊曼努尔·康德,而“现代”只不过是九十五年以前。的确“极端简单”!好个“空前影响”!

  可是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得到解决了。相反地,在同页的对照栏内,他叙述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康德正是在第一个命题象第二个命题一样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不能解决的矛盾。“一个叫做康德的人”在这里发现了不能解决的困难,才能比较平庸的人对此或许会感到有些迟疑。我们这位勇敢的、“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的制造者却不是这样:他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

  问题本身解决得非常简单。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总是开头就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那怕模模糊糊地表现出来了呢?刚刚相反,为要得出空间的度的概念,只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而且我们这样得到的是六度。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中的六度,随后又对那位不愿以空间的通常的三度为满足的高斯所表现的数学神秘主义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45]

  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无限的线或无限的单位序列在运用于时间的时候,具有某种比喻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种从一数起的序列或从某一点延伸出去的线,那末我们就是预先说,时间是有开端的,即我们把我们正好要证明的东西当做前提。我们赋与时间的无限性一种片面的、不完全的性质;可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无限性也是自身中的矛盾,即“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直接对立物。为了避免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假定,我们在计算序列时所由开始的一、我们在测度线时所由出发的点,是序列中的任何一个一、线上的任何一个点,而我们把一或点放在哪里,这对线或序列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可以计算的无限数列”的矛盾呢?只要杜林先生向我们现身说法,计算出这种无限序列,我们就能够比较详细地来研究这个矛盾。等他完成了从-∞(负无限大)到0的计算时,再来见我们吧。可是显然,不论他从哪里开始计算,总有一个无限序列留在他后面,同这一起的还有他应当解决的课题。就让他把自己的无限序列1+2+3+4……倒过来,并且试试从无限的终点再数到一;显而易见,这是完全不懂事理的人的尝试。不仅如此。如果杜林先生断言,已经消逝的时间的无限序列已经计算出来了,那末他就是断言,时间是有开端的;因为否则他就根本不能开始“计算”。因此,他又把他应当证明的东西拿来代替前提了。所以可以计算的无限序列的观念,换句话说,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数律,是一个定义中的矛盾〔contradictioinadjecto〕[注: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荒唐的矛盾。——编者注],它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

  很清楚,有终点而无开端的无限性,和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限性相比,不多不少,都是无限的。只要一点点辩证的洞察力就一定会使杜林先生知道,开端和终点正象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具有的一个终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数学上运用无限序列的习惯,全部错觉都不可能有了。因为在数学上,为了达到不确定的、无限的东西,必须从确定的、有限的东西出发,所以一切数学的序列,正的或负的,都必须从一开始,否则就无从计算。但是,数学家的观念上的需要,决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强制法。

  此外,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坏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黑格尔已经完全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应有的轻蔑态度来对待那些空谈这种矛盾的先生们。

  我们再继续往下谈。这样,时间有了开端。可是在这个开端之前是什么呢?是处在自身等同的、不变的状态中的世界。由于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相继发生的变化,所以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第一,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第二,无论时间概念怎样可以变为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我们并没有因此前进一步。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黑格尔的“在时间以外消逝的存在”和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46],同这种时间以外的存在相比还是合理的观念。因此,杜林先生非常谨慎从事:实在说,这也许是时间,但这是实质上不能称为时间的那种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本身不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而仅仅是由我们的悟性任意划分的,只有时间真正被不同的事实所充满这一点才是可以计算的,而空洞的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这种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问题是:处于这里所假定的状态中的世界是否持续下去,是否经历时间的持续?我们早已知道,测度这种毫无内容的持续性,将一无所得,就象毫无目的和目标地测度虚无缥缈的空间,也是一无所得一样;正因为这种做法很无聊,黑格尔才把这种无限性称为恶无限性。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时间仅仅由于变化才存在,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由于时间而存在。正因为时间是和变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测度时间,因为在测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与所测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决不等于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物的混入所影响的时间,所以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握十分纯粹的、和一切外来的不相干的东西的混入分离开的时间概念,那末,我们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作与此无关的东西放在一旁,从而设想一种其中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此,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使时间概念沉没在一般的存在观念中,而是第一次得到纯粹的时间概念。

  可是,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和提出自身等同的世界原始状态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乱比较起来,还是纯粹的儿戏。如果世界曾经处于一种绝对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那末,它怎么能从这一状态转到变化呢?绝对没有变化的、而且从来就处于这种状态的东西,不能由它自己去摆脱这种状态而转入运动和变化。因此,使世界运动的第一次推动一定是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的。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次推动”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种说法。杜林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论中假装已经干干净净地扫除了的上帝和彼岸世界,又由他以尖锐化和深化的形式带到了这里,带进了自然哲学。

  “在数量属于存在的不变要素的地方,这种数量在它的规定性方面保持不变。这……对于物质和机械力都是适用的。”

  附带说一下,第一句话是杜林先生按照公理、同义反复说大话的宝贵例子:在数量不变的地方,数量保持原样。因此,世界上机械力的量是永远保持原样的。就算这是对的,在哲学上,大约早在三百年前笛卡儿已经知道并且说出这一点来了[47];而在自然科学中,力的守恒学说二十年来到处都在流传;杜林先生把这种学说局限于机械力,丝毫没有加以改进——这些事实我们都撇开不谈。但是,当世界处在不变的状态的时候机械力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作任何回答。

  杜林先生,自身永远保持等同的机械力那时在什么地方呢?它推动了什么呢?回答:

  “宇宙的原始状态,或者更明白地说,没有变化的、本身不包含任何时间上的变化积累的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有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的人才能予以拒绝。”

  因此:或者是你们不加考察地接受我的没有变化的原始状态,或者是我,富于生殖力的欧根·杜林,宣布你们是精神上的阉人。这的确可以吓唬一些人。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杜林先生的生殖力的若干范例,我们可以同意暂时不答复这一文雅的谩骂,并且再问一次:但是,杜林先生,如果你乐意的话,机械力究竟怎么样了呢?

  他吞吞吐吐地说,事实上,“那种原始边际状态的绝对同一,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转变的原则。可是我们记得,实质上,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新环节都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谁要想在当前的主要情况中举出困难,他就可能注意不让自己在不太显著的情况下忽略了它们。此外,还有可能插入循序渐进的中间状态,从而插入连续性的桥,以便向后倒退,直到变化过程消失。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这种连续性并没有帮助摆脱主要思想,可是对于我们,它是一切规律性和任何已知的转变的基本形式,因此,我们有权把它用作上述第一个平衡和它的破坏之间的中介。可是,如果我们按照近代力学上已经不引起特殊反对意见〈!〉的概念标准,来想象所谓〈!〉不动的平衡,那末甚至根本不能说明物质怎么能够达到变化过程的。”可是除了物体的力学,还有物体运动到最小粒子的运动的转变,不过这是怎样产生的,“对于这一点,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掌握任何一般的原则,而且,如果这些过程稍微进入黑暗之中,那末,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感到惊奇”。

  这就是杜林先生不得不说的一切。事实上,如果我们容忍他用这种实在可怜的拙劣的遁词和空话来搪塞,那末我们不仅必须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而且还必须认为盲目信从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绝对同一不能由自身进入变化,这是杜林先生承认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手段能够用来使绝对平衡自身转入运动。那末还有什么呢?有三个错误的拙劣的论调:

  第一,证实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环节向后一个环节的转变是同样困难的。——杜林先生似乎把他的读者当做吃奶的孩子看待。证实存在链条上的最小环节的各别转变和联系,正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如果在这方面的有些地方还有障碍,那末谁也没有想到,即使杜林先生也没有想到要从“虚无”来说明所发生的运动,而人们总是只从以前的运动的转移、变化或传递来说明的。但是在这里问题很明显:运动是从不动,也就是从虚无产生的。

  第二,我们有“连续性的桥”。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它并没有帮助我们摆脱这些困难,可是我们有权把它用作不动和运动之间的中介。可惜,不动的连续性是在于不运动;所以如何借助它来使运动产生,这就比以前更神秘了。即使杜林先生把他的从没有运动到普遍运动的转变分成多么多的无限小的部分,即使他给这种转变以多么长的持续时间,我们还是没有从原地前进万分之一毫米。没有造物主的行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虚无得到某种东西,即使这个东西小得象数学上的微分一样。因此,连续性的桥还不是驴桥[注:俏皮话:“驴桥”的原文《Eselsbrücke》,转意是供愚蠢的或懒惰的学生抄袭用的题解书,考试时的“夹带”。——编者注],它只是供杜林先生通过的桥。

  第三,在现代力学适用的范围内——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现代力学是形成思维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它完全不能说明怎样从不动转到运动。可是热之唯动说告诉我们,物体运动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分子运动(虽然这里运动也是从另一种运动中产生,而决不是从不动中产生);杜林先生不好意思地表示,这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座从严格的静(平衡)到动(运动)的桥。可是这些过程“稍微进入黑暗之中”。杜林先生就让我们留在这样的黑暗之中。

  我们随着他的全部深化和尖锐化达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愈来愈深地陷入愈来愈尖锐的谬论,并且终于到达那不得不到达的地方——“黑暗”之中。但是这并不怎样使杜林先生烦恼。就在下一页,他厚颜无耻地断定,他已经

  “能够直接根据物质的和机械力的作用,赋予自身等同的不变状态的概念以真实内容”。

  我们尽管在“黑暗中”这样四顾无援,迷惘不解,幸而还得到一点安慰,而且的确是令人振奋的安慰:

  物质的普遍散布状态早已是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可是特别从康德以来,原始星云的假设起了新的作用,同时引力和热辐射对各个固态天体的逐渐形成起了中介作用。当代的热之唯动说,使得有关宇宙早期状态的那些推论肯定得多了。虽然如此,“气状散布状态只有在人们能够事先比较肯定地说明其中所存在的力学体系的时候,才能成为严肃的推论的出发点。否则,不仅这个观念在事实上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原始的星云,如果进一步推论下去,也要真正变成愈来愈密、愈来愈不能穿透了……现在一切暂时还是处于一个不十分确定的弥漫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因此,“关于这个气状的宇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

  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个别天体上个别的有机物渐渐死去,人们总认为属和种是不变的。当然,自然界显然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可是这一运动总好象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世界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48],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即便是杜林先生,如果没有这种星云阶段,也不能够完成他的世界结构,可是他为此进行了报复,他要求给他指出在这种星云状态中存在的力学体系;由于这是办不到的,他就给这种星云状态加上种种轻蔑的形容词。可惜现代科学不能把这种体系说明得使杜林先生满意。对于其他许多问题,它也同样不能回答。对于为什么蛤蟆没有尾巴这个问题,现代科学直到现在只能回答说:“因为它们丧失了尾巴”。如果有人愿意对这一回答表示愤怒,并且说,这一切都还处于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丧失”观念的混浊模糊之中,是非常浮泛的概念,那末我们是不会因为有人把道德这样运用于自然科学而前进一步的。这种厌恶和不耐烦的表示,可以适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适用。究竟是谁妨碍杜林先生自己去探寻原始星云的力学体系呢?

  康德的星云团“远不和宇宙介质的完全同一的状态相一致,或者换句话说,远不和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相一致”。

  康德真是幸运,他由于能够从现存的天体追溯到星云球而感到满足,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顺便指出,如果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康德的星云球被称为原始星云,那末这不言而喻应该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是原始星云,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这绝不排除,而更应当说是要求这样的条件: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

  杜林先生觉察到自己在这里的优势。当我们和科学一起暂时停留在暂时的原始星云阶段的时候,杜林先生的科学的科学帮助他更远地回溯到

  “宇宙介质的状态,这个状态既不能理解为现代意义下的纯粹静态的,也不能理解为动态的”,

  “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宇宙介质),是一个可以说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可以用来表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是一切可以计数的发展阶段的前提。”

  我们显然还远没有摆脱物质的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它在这里被称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云云。所以,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一旦停止,运动就开始了。

  这一逻辑上真实的公式无非是一种拙劣的企图,想使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的范畴为现实哲学效劳。在黑格尔那里,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之中的尚未发展的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之中,这些隐藏的因素的区别和分离已经显现出来,它们的抗争也开始了。这样,我们应当把不动的原始状态了解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把向运动的转化了解为这两者的分离和对立。我们由此得到的,不是幻想的原始状态的实在性的证明,而只是这样一点:这种状态可以归入黑格尔的“自在”的范畴,而同样也是幻想的这一状态的终结则可以归入“自为”的范畴。黑格尔来帮忙呀!

  杜林先生说,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承担者;因此,在物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机械力。此外,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在什么都不发生的原始状态中,物质及其状态即机械力,是统一的。以后,当有点什么东西开始发生的时候,这种状态显然就应当和物质有所区别了。所以,我们听够了这样一些神秘的词句和这样的保证:自身等同的状态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动态的,既不处在平衡中,也不处在运动中。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在那种状态下,机械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就是说没有上帝,怎样才能从绝对的不动转到运动。

  在杜林先生之前,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杜林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而这种联系对早先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够简单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热、电流或磁流这些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确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绝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去实现由它的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去经历化学的过程。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如果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如果它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那末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我们把这种主动的运动叫做力,把被动的运动叫做力的表现。因此非常明显,力和力的表现是一样大的,因为在它们两者中,完成了同一的运动。

  可见,物质的不动的状态,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观念之一,是纯粹的“热昏的胡话”。要得出这种观念,必须把地球上某一物体所能有的相对的机械平衡想象为绝对的静止,然后再把它转移到整个宇宙。如果把宇宙的运动归结为单纯的机械力,那末,这样做的确是容易的。把运动局限于单纯的机械力,还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可以把力设想为静止的、受束缚的,因而是在一瞬间不起作用的。如果象十分经常地出现的那样,运动的转移是一个包含各个中间环节的、有点复杂的过程,那末,真正的转移就可能因为省去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被推延到任何时候。例如,在把枪装上子弹以后,人们自己可以掌握扣扳机发射的时刻,即由于火药燃烧而发生的运动实现转移的时刻。因此可以设想,在不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时物质是装满了力的,看来杜林先生就是把这一情况理解为——如果他毕竟还有所理解的话——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它把从本性来说是相对的、因而在同一时间始终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物质的那种状态,当做某种绝对的东西而转移到宇宙。但是,即使我们连这一点也不管,到底还是存在着困难:第一,世界是怎样装满的呢,因为在今天,枪是不会自动装上子弹的;第二,后来是谁的手指扣扳机呢?我们可以任意转来转去,而在杜林先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总是重又回到——上帝的手指上。

  我们的现实哲学家从天文学转到力学和物理学,并且叹息道,热之唯动说在被发现以来的一个世代中,本质上并没有超过罗伯特·迈尔本人逐渐取得的成就。此外,一切都还非常黑暗;

  我们应该“经常记住,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同时存在的,还有静的状况,后者是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的……如果我们以前把自然界称为伟大的做功者,而现在严格地采用这个术语,那末,我们还应当补充说,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并不代表机械功。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从静到动的桥;如果所谓的潜热直到现在对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那末,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承认这种缺陷,至少在应用于宇宙时,不要否认这种缺陷”。

  所有这些神谕式的空话,无非又是居心不良的流露,他内心里明明感觉到,他所说的从绝对不动中产生出运动这个问题使他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求助于唯一的救主,即天和地的创造者。既然在包括热力学在内的力学中也都不能找到从静到动、从平衡到运动的桥,那末,杜林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找出从他的不动状态到运动的桥呢?这样也许他就可以幸运地摆脱困境了。

  在通常的力学中,从静到动的桥是外来的推动。如果把五十公斤重的石头举到十米高,悬空而挂,使它处在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中,那末,除非听众是吃奶的孩子,才能对他们说,这一物体现在的位置并不代表机械功,或者说,它和原先的位置的距离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使杜林先生明白,石头不是自动升到绳子上去的,任何一本力学手册都可以告诉他,如果他让这块石头重新落下来,那末它在落下时所做的机械功,正和把它举高十米所必需的一样多。甚至石头悬空而挂这一最简单的事实已经代表一种机械功,因为如果它挂得太久,绳子就会由于化学分解作用,强度不再能承担石头的重量而拉断。但是,一切机械的过程,用杜林先生的话来说,都可以归结为这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工程师,他在有了充分的推动时还找不到从静态到动态的桥。

  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这对于我们的形而上学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难题和一付苦药。这确实是显著的矛盾,而在杜林先生看来,任何矛盾都是荒谬[注:俏皮话:“矛盾”的原文是《Widerspruch》,“荒谬”的原文是《widersinn》,两个字的前一半同是《wider》。——译者注]。但是这总是事实:悬挂着的石头代表一个可以由石头的重量及其与地面的距离确切地计算出来的、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垂直地落下,从斜面滚下,绕轴旋转——随便加以利用的机械运动的一定的量,而装上了子弹的枪也是这样。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对辩证的观点来说,这一切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但是对问题作这样简单的说明,杜林先生是不满意的。正象地道的形而上学者一样,他先在运动和平衡之间划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沟,然后就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制造的鸿沟上找到一座桥。他同样可以很好地骑上他那形而上学的洛西南特[注:洛西南特是长篇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唐·吉诃德骑的马的名字。——译者注]去追逐康德的“自在之物”;因为归根到底隐藏在这座难以发现的桥下面的,无非就是这种“自在之物”。

  但是,热之唯动说以及对这种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的受束缚的热或潜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把处于冰点的一磅冰在标准气压下加热变成具有同样温度的一磅水,那末,所消失的热量就足够把同一磅水从摄氏零度加热到七十九点四度,或者使七十九点四磅水的温度上升一度。如果把这一磅水加热到沸点,即一百度,再使它变成一百度的蒸汽,那末,当最后一滴水变成蒸汽的时候,所消失的几乎是七倍大的热量,足够使五百三十七点二磅的水的温度上升一度。[49]这种消失了的热就叫做受束缚的热。如果通过冷却,蒸汽重新变成水,水重新变成冰,那末以前受束缚的同一热量又释放出来,就是说,作为热被感觉到,被计量出来。在蒸汽凝结成水,以及水结成冰的时候,热的散发正是蒸汽冷却到一百度时才逐渐变成水,以及处于冰点的一定量的水只是很慢才变成冰的原因。这都是事实。现在的问题是:热在受束缚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呢?

  热之唯动说——按照这种学说,热就是物体的那些活动的最小粒子(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为任何其他的运动形式——把这一点解释为消失的热已经做了功,已经转变为功。在冰溶化时,各个分子之间的紧密的巩固的联系终止了,并且变成松弛的并列;当沸点的水气化时,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各个分子相互间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而且在热的作用下,甚至往各个方向飞散。显然,物体的各个分子在气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比在液体状态下大得多,而在液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又比在固体状态下更大。可见,受束缚的热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变了,采取了分子张力的形式。各个分子能相互保持这种绝对的或相对的自由的条件一不存在,就是说,温度一降到最低限度即一百度或零度以下,这种张力就松弛了,各个分子又用它们过去相互离散时所用的同样的力重新相互集结起来;于是这种力就消失了,但是只是为了重新作为热表现出来,而且热量恰恰同它以前受束缚的时候一样。这种解释和全部热之唯动说一样,自然是一种假说,因为直到现在谁也没有看见过分子,更不要说振动着的分子了。正因为如此,它和全部还很年轻的学说一样,肯定有不少缺点,但是它至少能够解释这个过程,而同运动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创造这一点毫不抵触,它甚至还能正确地说明热在转变时存在于什么地方。因此,潜热或受束缚的热对热之唯动说来说绝不是障碍。相反地,这个学说第一次提供了对上述过程的合理的解释,而能够成为障碍的,至多是在于物理学家继续用“受束缚的热”这个过时的和已经不适用的用语来称呼已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分子能的热。

  所以,就机械功是热的量度这一点而言,固体聚集状态、液体聚集状态和气体聚集状态这三者的自身等同状态和静止状况,的确是代表机械功的。坚硬的地壳和海水一样,在现有的聚集状态中,代表十分确定的数量的散发了的热,这种热量不言而喻是和同样确定的数量的机械力相对应的。在地球所由产生的气团变成液体聚集状态,往后再大部分变成固体聚集状态的过程中,一定数量的分子能作为热放射于宇宙空间。因此,杜林先生神秘地窃窃私议的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应用于宇宙的时候,我们固然会遇到缺点和缺陷(这归咎于我们的不完备的认识工具),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理论上不能克服的障碍。从静到动的桥在这里也是外来的推动——对处于平衡的对象发生作用的其他物体所引起的冷却和加热。我们愈是深入探究杜林的这种自然哲学,希望说明从不动中产生的运动,或者找到一座桥,使纯粹的静态、静止通过这座桥由自身转入动态,转入运动的一切尝试,就愈显得不可能。

  这样,我们总算幸运地暂时摆脱了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杜林先生转到了化学,并且乘此机会向我们指出了到目前为止现实哲学所获得的自然界的三个不变律,这就是:

  1.一般物质的量,2.单纯的(化学的)元素的量,3.机械力的量,都是不变的。

  这样,物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物质的单纯组成部分(正由于物质是由它们构成的)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以及运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对这些陈旧的、举世皆知的事实,表述得十分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杜林先生能够作为他那无机界自然哲学的成果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真正积极的东西。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所不知道的正是:这是“不变律”,而且作为不变律来说,是“事物体系的模式的属性”。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在讲到康德时的同样的情形[注:见本卷第52—54页。——编者注]:杜林先生拿出了某种尽人皆知的古董,贴上杜林的标签,而称之为:“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根本性的科学”。

  可是我们丝毫不必因此而感到失望。无论最根本性的科学和最好的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缺陷,有一点杜林先生是可以说得十分肯定的:

  “宇宙中现有的黄金必须永远是同一数量的,而且和一般物质一样,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从压力和碰撞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联系,存在着一个由中间阶段构成的统一的和唯一的阶梯。”

  凭着这样的断言,杜林先生就省得对生命的起源作稍稍进一步的说明了,虽然对一位曾经追溯宇宙的发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状态并且感到在其他天体上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思想家,是可以希望他在这里也确切地知道详细情形的。此外,在没有前面提到的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页。——编者注]来作为补充的情况下,杜林先生的这个断言也只有一半是对的。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的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的力学转变到分子的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的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的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反应历程,更是如此。[50]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愈来愈稀少和不显著。——这样又要黑格尔来纠正杜林先生了。

  目的这一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在概念论中——借助于目的论从化学反应历程转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无论往哪里看,总是碰到某种黑格尔的“粗制品”,而他却毫不难为情地把它当做他自己的根本性的科学贡献出来。在这里研究目的和手段的观念运用于有机界究竟正确和适当到什么程度,那就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甚至运用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即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也许是上帝的智慧)纳入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也经常使得那些缺少哲学素养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归之于自然界。这位杜林先生在别人表现出一点点“降神术”倾向的时候表示无限的义愤,可是他本人却明确地断言,

  可怜的自然界“不得不经常地一再地维持对象世界的秩序”,而且除此之外,它还要处理许多事务,“这些事务要求自然界具有比常人所承认的更大的纤巧性”。但是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十分美妙的成就了,它也具有意志;因为,对本能的补充——本能附带地执行现实的自然机能,即营养、繁殖等等,“我们应当把它们看做不是直接而只是间接企求的东西”。

  于是,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因而已经站在一座的确不是从静到动、而是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的“桥”上。也许杜林先生想稍微从事一下“自然哲学的半诗”?

  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有机界,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只限于反对自然哲学的半诗、反对“具有轻浮的表面性和所谓科学的神秘化的江湖骗术”、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诗化的特征”的斗争。

  首先受到责备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经济学搬进自然科学,说他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说他用生存斗争来从事于不科学的半诗,说全部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达尔文从他的科学旅行中带回来这样一个见解: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为了在家乡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除了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没有更好的观察场所了。在这方面英国正是标准的国家;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成绩,就规模而言远不如英国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最近一个世纪获得的,所以要确定事实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当时达尔文发现,这种培育在同种的动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还要大些。这样,一方面,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具有不同的种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于是达尔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原因:它们没有培育者的自觉意图仍能在活的有机体中长期造成和人工培育所造成的类似的变异。他发现这些原因就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胚胎的惊人数量和真正达到成熟的有机体的微小数量之间的不相称。而由于每一个胚胎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取空间和日光的斗争。很明显,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望达到成熟和繁殖。这些个别特质因此就有了遗传下去的趋势,如果这些特质在同一个种的许多个体中发生,那末,它们还会通过累积的遗传按已经采取的方向加强起来;而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就比较容易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化。

  杜林先生反对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他说:正如达尔文本人所承认的,生存斗争这一观念的起源,应当到国民经济学者、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的普遍化中去寻找,所以这个理论也就具有关于人口过剩问题的牧师式的马尔萨斯观点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浪费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在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还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化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讨问题的这个积极的方面。不这样做,生存斗争就必然会一再遭到非难。据他说,在没有意识的植物中和在驯顺的草食动物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斗争:

  “按照确切的意义说来,在兽类中,只有在通过抢夺和吞噬来获取食物时,才有生存斗争。”

  他把生存斗争这个概念限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以后,就可以对这个被他自己限制在兽类中的概念的兽性自由地发泄他的满腔愤怒了。但是这种义愤只能针对杜林先生本人发出,他正是对生存斗争作这种限制的唯一的一个人,因而也只能由他对此负责。因此,不是达尔文“在野兽中寻找自然界一切活动的规律和理解”,——达尔文正好已经把全部有机界包括在这个斗争中了,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在寻找这些东西。此外,生存斗争这个名称尽可以作为杜林先生的高尚的义愤的牺牲品。植物中也有这种事实,关于这一点,每块草地、每块稻田、每片树林都可以向他证明,而且问题不在于名称,不在于叫做“生存斗争”或者“生存条件的缺乏和机械作用”,而是在于这一事实如何影响物种的保存或变异。关于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总是保持固执不变的沉默。因此,在自然选择方面,暂时还是一切照旧。

  真的,当达尔文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个别个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别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到现在为止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所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别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生物培育者的智慧”,那末生物培育者也同样会从虚无中得出他那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动植物形态的变化。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最近,特别是由于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物种的方面。甚至这一点杜林先生也认为是不对的。

  “对自然界所赋予的或者所剥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适应,要以观念所决定的推动和活动为前提。否则,适应只是一种假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果性并没有超越物理学、化学和植物生理学的东西的低级阶段。”

  这又是名称使杜林先生恼怒了。但是,无论他怎样称呼这个过程,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有机体的种的变异是否会由这种过程引起?而杜林先生又不做任何答复。

  “如果某种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日光的途径,那末这种刺激作用只不过是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的结合;如果有人在这里想不用比喻而根据文字的本义来谈适应,那末这一定会把降神术的紊乱带到概念中去。”

  这个人对别人是如此严格,而他本人却十分确切地知道自然界按照谁的意志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谈论自然界的纤巧性,甚至还谈到自然界的意志!真是降神术的紊乱,然而是在哪里?在海克尔那里呢,还是在杜林先生那里?

  不仅是降神术的紊乱,而且也是逻辑上的紊乱。我们已经看到杜林先生用了一切力量坚持让目的这一概念在自然界中起作用:

  但是,他如此激烈反对的既没有自觉的意图又没有观念的中介的那种适应,如果不是一种不自觉的有目的活动,又是什么呢?

  因此,如果雨蛙和食叶昆虫是绿色的,沙漠中的动物是沙黄色的,两极的动物主要是雪白色的,那末它们肯定不是有意识地或按照某种观念获得这些颜色的;相反地,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来说明。但是总不能否认,这些动物正是由于那些颜色才能合目的地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变得更少被它们的敌人看见。同样,某些植物用来捕捉和吞噬落在它们身上的昆虫的那些器官,对这种活动是适应的,甚至是合目的地适应的。因此,如果杜林先生坚持说,适应必须通过观念才成,那末他只是用别的字句来说:有目的的活动同样必须通过观念来完成,必须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于是,象在现实哲学中通常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又来到有目的地活动的造物主那里,来到上帝那里了。

  “以前,这样一种解释被称为自然神论,而且是不被重视的〈杜林先生说〉;可是现在,看来在这方面人们又往后倒退了。”

  我们从适应转到遗传。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据说达尔文断定,整个有机界是从一个原始生物传下来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生物的后代。似乎在达尔文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所以一旦生殖或其他繁殖方法的线索中断,他就不得不立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观点一起陷入绝境。

  断定达尔文从一个原始生物引导出一切现存的有机体,说得客气点,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6版的倒数第2页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

  “植物界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系,动物界则有另一个品系”,而在二者之间,“还有若干独立的原生生物品系,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品系都完全独立于上述二者而从一个独特的自生的原虫形态发展出来。”(《自然创造史》第397页)[52]

  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相提并论,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即杜林先生说来,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乔治·]斯密斯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全部有关创世和洪水的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一段古代异教的宗教传说。

  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他就立刻陷入绝境,这的确是对达尔文的一个严厉的但无可辩驳的责备。可惜我们的全部自然科学都应当受到这样的责备。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自然科学就陷入了“绝境”。直到现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学还不能制造出生物,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或其他蛋白体。因此,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所能肯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现实哲学也许能够在这里助一臂之力,因为它拥有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这些产物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吗?但是到目前为止,甚至自然发生论的最大胆的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机体,而没有提到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如果这些同种的自然产物——显然是有机物,因为这里讲的只是有机物——相互间没有亲缘的联系,那末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们或者它们的每个祖先就只能靠造物主的个别行动而出现于世界。于是又回到了造物主那里,回到了所谓的自然神论那里。

  这又是我们这位根本性的哲学家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相反地,达尔文说得很肯定:“自然选择”这个术语只是指变异的保存而不是指变异的产生(第63页)。但是,把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硬加在他的身上,这种新的手法却能帮助我们去接受杜林的下述深刻见解:

  “如果能在生殖的内在模式中找出某种独立变异的原则,那末这种思想也许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把普遍发生这一原则和有性繁殖这一原则合成一个整体,并且从较高的观点出发,把所谓自然发生不是看做再生产的绝对对立物,而正是看做生产——这是很自然的思想。”

  杜林先生对自然科学依仗达尔文学说的推动而取得的巨大进展怒不可遏,他用来表示这种愤怒的令人厌烦的矛盾百出的唠叨和怨言已经够多的了。无论是达尔文或者是追随他的自然科学家,都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方法来缩小拉马克的伟大功绩;而且正是他们最先把他重新抬举起来。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以便能够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并非预测的即所谓预言式的答案。可是从拉马克那时以来,在从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还出现了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两门崭新的科学:对植物和动物的胚胎发育的研究(胚胎学),对地球表面各个地层内所保存的有机体遗骸的研究(古生物学)。于是发现,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植物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

  “……物种的变异性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但是此外,“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也是有效的。

  据此就应当这样认为,异种的自然产物,即变异着的物种,是一个传自另一个的,而同种的物种就不是这样。可是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就是对变异着的物种来说,

  这样终究说到了亲缘关系,尽管是“次要的”。我们高兴的是,在杜林先生用了这么多恶言恶语和含糊的话来诽谤亲缘关系以后,终于又把它从后门放进来了。对于自然选择也是如此,因为在他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正是通过它来实现的——发泄了全部义愤之后,突然表示:

  “因此,生物的本性的更深刻的根基应该在生活条件和宇宙关系中去寻找,而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只能算是次要的”。

  这样终究说到了自然选择,虽然也是次要的;这样,同自然选择一起的,还有生存斗争,因而也还有牧师式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论!这就是一切,至于其余的,杜林先生指点我们去请教拉马克。

  最后,他警告我们不要滥用变态和发育这些字眼。他说,变态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而发育这个概念,只有在发育的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才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如果用“组合”来代替这两个名词,那就会十全十美了。又是老一套:一切照旧,只要我们把名称改变一下,杜林先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我们说小鸡在蛋内的发育,我们就会造成混乱,因为我们只能极不充分地证实发育的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说它的“组合”,那末一切都清楚了。因此,我们今后将不再说:这个小孩发育得很好,而说:这个小孩组合得极好。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的戒指》的作者并肩而立。[53]

  “请考虑一下……为了给我们的自然哲学部门提供它的一切科学前提,需要什么样的实证知识呵。它的基础首先是数学的一切重大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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